从两张“星星”的照片说起

撰文/王欢

原文刊载于ARTFORUM中文网

 

历史的每一次重访,都是一次诗学的迂回。

那地方的确恍如梦境,普鲁斯特在对逝去时间的追溯中,曾提到一处乡间别墅里渡过的夏天,就像所有失而复得的情形一样,一个偶然的巧合得以让其记忆重现,“慕然间,尘封我记忆的那些隔板分崩离析”。普鲁斯特谈论的是一段自身记忆的唤醒,而如非亲历者,更大体量和规模的“往事”又如何激起回声?

在北京OCAT研究中心近期回顾四十年前星星美展的展览“星星1979”开幕后,一张并不起眼的展览现场照片意外地引起了我的注意:前来观摩的人群簇拥在美术馆的下沉展厅中,展墙铺满壁纸,壁纸里斑驳的树影、壁纸上悬挂的绘画(及其复制品)和右侧青绿色的围栏都在提醒我们这是一次对过往场景的再现。由于没有一个完整且覆盖全局的影像资料,策展团队必须对照存留下来的多张照片,以一种近乎“刑侦”的方式来拼凑线索,还原现场。不难想象,如此搭建的场景虽然精心,却必定存在偏差。尽管如此,看到这张照片,我的脑海里仍然穿越和生成了1979年李晓斌拍摄的第一次星星美展照片中的那个情境,从而让时间几乎都快要不可信了。

我奇怪于为何如我这样一个既非79年的亲历者,也非与星星美展的叙事有过多联系的局外人,会因这样两张时空迥异的照片而感慨。值得一提的是,当我寻着那张照片走入展厅内部,看着空旷无人的展厅时,时间的错乱感反而消失了。如此说来,正是那张开幕现场照片中观众的“加入”,得以与“布景”重新交集,他们以不自知的方式参与了历史的重演,或者说重导,从而意外地卷入了重访历史叙事的重要一环。人物与布景——两者的“重置”加剧了记忆和潜在历史叙述模棱两可的程度,也似乎解释了一个局外人的感慨:一种“似是而非”的现场唤起了“物是人非”唏嘘。但我深知,唏嘘的绝不仅仅如此。

回到两张照片的比对,相仿之间又宿命般地暗示着不同——1979年的照片里有几乎二元对立的结构:远处的中国美术馆和近处露天美展,两者的对位出色地完成了关于星星“使命”的后续书写与佐证;而2019年的照片中,对立的结构显然变得模糊(仅存斑驳的树影),就像如今说不清的立场一样,暗示更加说不清的大环境。

“星星美展”在中国当代艺术史的书写中被定位为近乎开端的一次标志性事件;关于它的叙述也不断被重访,其中被反复提及的信息包括:1979年初秋的九月只展示了两天便被勒令撤展;而仅在两个月后,它又重获美协的支持并于北海的画舫斋进行了第二次展出;到第二年夏天,甚至在中国美术馆(即官方展示系统内)举办了第二届。

以上是有关于星星美展的三次记述,很难讲,后面两次记述究竟意味着星星美展的阶段性胜利还是长久伤疤。因为“星星”在许多书写中是关于对抗的叙事,它是两个时代意识形态的碰撞,是对审美禁锢的抵抗,也是对艺术本体话语的夺回。尤其联想到邓小平1979年10月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讲话《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的祝辞》,民间与官方两套话语的对峙在后来的书写中得到了更有“底气”的加持。

于是,有关于“星星”的叙述里,我们会发现重要的、反复被提及的就是那个仅存在于两天的展示(而非两次正式展示)。这里就会出现一个悖论:正式、体面的展览不重要,反倒是那个“展览的幽灵”成为了关于星星美展的叙述里魂魄一样的存在,以至于后来的回顾展——“原点:星星画会”(2007年于今日美术馆)和“星星1979”(2019年于北京OCAT研究中心)——所重置与提纯的都是那个如幽灵般存在的“两日”。而这两日在后续的拓写中,实际上也已经超出了时间性的范畴,裹挟着更大时代背景的包袱。

星星画会宣告解散的1983年,正直“清除精神污染运动”和“第一次全国严打”,整个社会内与外、精神与现实都处在双重战栗之中,这种战栗似乎延续至今。星星的解散就像星星的缔结一样,它的意义也似乎更多地来自于一个特殊历史节点的推搡——摇摇晃晃之间,展览重要的已然是在于它被事件化了。而当“历史”向当代人转译的时候,实际上,它要求当代人必须不断地从被叙述的链条中分离和理清历史的成分。一个展览的出现,契机与初衷总是值得让人反复思考的事情。回顾展的首要目的是回顾与纪念吗?“星星”的重提是要重申星星美展当年的诉求吗?是要巩固星星美展的历史书写地位吗?我们不得而知。甚至于,恐怕在此重要的都不是“我”通过展览回顾了一段历史,因为历史已然被书写,它神采奕奕地活在传媒与书面之中,毋宁说,展览唤起了一个历史幽灵的再次现身,不论承认与否,那个幽灵未完成的誓言也是同时代的遗志。时间走过,四十年前的口号与诉求,如今看来依旧紧迫且未能实现,从这个意义上说,世界仿佛从未发展过,再次引人唏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