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笛声在柏油马路上呼啸而过。
就像与警车交错而过的路人不知道警车要驶向哪桩正发生的离奇现场一样,许多人也并不知道那个关于艺术的秘密。
你听说过吗?据说,在当代艺术的世界里,一直存在着一套运行逻辑,没人知道它是何时、如何诞生的,只知道它的出现非常顺理成章,并已被人整理成了一份秘密文件。获得这份文件也就意味着(他)捕捉并掌控到了这种逻辑——它可以教人创造出让任何从业者(那些藏家、批评家与策展人们)都能接纳的作品。
这听起来确实有点像是传闻或是小说,而且还能在文学作品中找到类似说法的原型。就比如法国作家洛朗·比内(Laurent Binet)的《语言的第七功能》[1],又或者中国坊间传言的仰度先生所著的《御世制人录》——它们都有在一定程度上通过语言的策略来控制任何人做任何事的能力。与之比较,这种“当代艺术之运行逻辑”也就不难理解了。不过,有一点不同的是,运用这种能力获得的效果并非是加持到某个单一的诉说对象上,而是用它渗透在自身的创作里,从而让艺术作品看起来符合当前的“评判标准”,进而让人们相信,这,就是出色的杰作!
道连[2]就是这样一个在无意间发现了这份秘密文件的艺术家。
自打道连获得了运用这种逻辑的能力以后,他对创作有了全新的把握。他可以不承担任何风险而“义无反顾”地创造,因为他知道他的每一次创作都是“安全”的。他知道在已有的历史面前,什么是这个历史潜在的留白,什么又可以纳入当前既有的框架下。他可以合理分配出哪些是供给画廊的商品,哪些可以让他在大型双年展里显露锋芒,而哪些又可以便于他被当前这个系统书写。
这听起来简直不可思议,不过啊,倘若沿着一条线路溯源,我们恐怕还真能找到为何会有这样奇妙东西存在的理由。就好像许多人都会达成一个共识——认同整个当代艺术系统实际上是围绕“问题意识”展开的一样。开一句玩笑,如果把艺术从业者的各种工作建立一个集合,可能没有哪个行业像当代艺术一样有着如此多的“问题”,在大量创作者们那过剩的问题意识和过量的实践下,着实为这个系统填充了足够多的有关于“创作方法”的样本与操作技术来做参考,那么,即便这(艺术)是一个没有标准答案的领域,但人们也大概能够察觉到一些评判的走向与趋势,而这也就被“有心”的人抓住了精髓。
短短三五年的发展里,道连几乎没有遇到过哪怕一个阻碍,展览的邀请接踵而来,媒体的报道里频频亮相,与之签约的画廊也一步步更上一阶。可就在他认为自己进入职业的巅峰之时,一件事情彻底把他击溃了。
亨利[3]是一位在当代极负盛名的批评家,和道连一样,他也是在短暂的三五年内迅速获得认可。不过圈子不大倒也不算小,最近一次道连的美术馆个展才成为他们第一次合作的契机。亨利为道连撰写了一篇长篇文章,约莫没有八千也有一万字的篇幅。在该篇文章中,道连意识到亨利似乎精准地指出了自己想要探讨的“问题”,而狂喜的同时,那种语言,那种话语的腔调又是多么地令他感到熟悉,熟悉地甚至让道连感到一丝不安,不,确切地说是扑面而来地足以让自己全身持续寒颤的不安。道连猛然意识到了问题所在,在这篇同样“出色”的写作里,自己作为一个创作者的主体性是不在场的,这么多年来,他从未为自己的作品成为某种理论话语的注脚而感到如此挫败与沮丧,与此同时,文章中所描绘的艺术家道连仿佛可以是任何一个类似的艺术家希比尔、艾米丽抑或贝泽尔,仿佛这从来与他无关,他就好像一个已经死去的幽灵,徘徊在自己躯体之外,目睹这一切发生。有那么一刻,道连恍惚了,仿佛停滞在了八年前,那个浑身上下都想要表达,却没有语言来诉诸的自己。
是的,就像读到这里的读者一样,道连也猜到了,或许早该猜到了。亨利和自己一样——是一个掌握了这套当代艺术运行逻辑的批评家!
道连彻底陷入了沮丧,他有点喘不过气来,他知道他可以娴熟地制造出批评家、策展人、藏家们都愿意接纳的“作品”,却再也无法让自己接受了,因为他“创造”的早已是产品,是被这个当代供需关系里接纳的产品。他甚至再也不敢启齿“创作”这个动词,因为,他深知自己早已找不回那种原始的野性和感知,找不回一个可冠以个人之名的个性了。从那一刻起,他将自己作为一个艺术家的身份宣判了死刑。
他感觉到自己撒了一个弥天大谎,如此荒谬。
事实上,自现代主义时期以来,感知的问题就被严重低估了,在当代,当人们醉心于艺术跨学科地去借鉴更多被规范出来的创作方法时,感知以及将感知转化进作品的能力已经所剩无几。黑格尔那句“存在即合理”成为多少人说服自己的至理名言,如今看来,“合理”恐怕早已成为了一个对创作者创作的最大污名化了吧。
最后,身在其中的道连始终没有意识到的是,除了自己以外,其实还有许多人和自己一样,我们既不能称他们是糟糕的艺术家,也不好说他们是优秀的艺术家,只能说,他们和道连一样,是非常了解当代艺术运行机制的艺术家。
撰文/王欢
文章原载于ARTSHARD 艺术碎片
注释:
[1]语言学家罗曼‧雅各布森(Roman Jakobson)提出的语言六功能学说(表情、使动、指涉、诗性、交流、元语言),而小说中的罗兰·巴特身上有一份雅各布森未公开的文件《语言的第七功能》。据说只要掌握了这种功能,在任何情况下都能用语言来控制和战胜他人。
[2] [3]故事中主角的名字实际上可以是任何人,文章发出后受友启发,我将主角重新命名为道连与亨利,以此回应奥斯卡·王尔德(Oscar Wilde)于1891年完成的长篇小说《道连·格雷的画像》(The Picture of Dorian Gray)中的隐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