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介入式关系的疼痛 ——谈苏菲·卡尔《极度疼痛》

撰文/王欢
文章原载于《艺术世界》310期

 

如果有这样一种在情感上无法割舍的锥心之痛,或者被医学上称之为剧烈疼痛的感受,需要使用一种语言来描述,你会采取怎样的行动?我想,那显然不是写下有关于“疼痛”的形容词,或者,拍下一张带有痛苦表情的自拍这样简单。苏菲·卡尔(Sophie Calle)的《极度疼痛》(Douleur exquise)就是这样一部,以疼痛之名,周旋于个人遭遇与人类普遍情感的最敏感之处的作品。

《极度疼痛》讲述了一则或许在大多数人看来都会觉得平凡无奇的故事:一九八四年的深秋,外交部给了卡尔一笔赴日三个月研究的奖学金,殊不知这为期九十二天的旅行导致了一场决裂——卡尔正热恋的男友M以极具戏剧性的方式宣告他们恋爱关系的结束,卡尔则像是经历了此生最为痛苦的时期一样被迫接受这个现状,为了诉说和缓解自己的痛苦,她向她的朋友或是偶然遇到的陌生人提出一个问题:您在什么时候感受到最大的痛苦?在得到相应答案的同时,卡尔也不厌其烦的以当下的心情去反复描述自己这份痛苦发生的经过,就这样用了三个月的时间她痊愈了,为了避免复发,卡尔在十五年后才重新拿出这部化解自己痛苦的作品。

我试图围绕图像与文字的关系,以及对于图文并存作品的阅读关系来切入分析卡尔的作品。众所周知,卡尔的艺术实践,在策略上,始终围绕摄影、文字、行为展开,在另一个程度上来说,她的实践也始终挑战着媒介的局限性与边界,激发着文字与图像的另一种潜能。

《极度疼痛》同样是一部架构于图像与文字两种媒介交错表述的作品。大致可以分为痛苦发生前和痛苦发生后两个部分,前半部分可以说是图像主导故事发展,而后半部分则完成了文字的颠覆。

在作品形成前,让我们先回溯一下这三个月(旅行期)卡尔的行动,她依旧是如平时一样生活,只是这段时间在旅行中发生,她像往常一样拍照记录生活,像往常一样写字记录心情,像往常一样跟踪陌生人,像往常一样收集着这些她甚至也不会知道可以在哪一天的某个时刻就可以派上用场的素材,而痛苦发生(宣告分手)的那一刻,一度让我认为这些就好像早有预谋一样终于发生了,而事实上,《极度疼痛》比起以往作品中的计划和预设,可以说完全归结于一场意外。

在痛苦发生前的部分中,涵盖了卡尔的一些旅行手记和日常图像。图像则包括记录生活的宝丽来快照、翻拍的过境签证、火车上遇到的旅客、沿途中遭遇的风景、餐桌上的食物、来往的书信等等,它们日常地不能再日常了,而痛苦发生前这一幕幕图像无外乎提供了我们这样一个信息:这些遭遇是切实的,而我(卡尔),在这场迫不得已的旅行中并不好过,每一天,我都无不在期盼着回到法国与你(M)相见。与图像穿插出现的,这些心不在焉的旅行手记看起来同样平淡甚至无聊,它们就好像是为整部作品做了一个节奏的铺垫一样,进度在这种平缓中一步步读取,直至卡尔用三十六次不同的方式反复诉说她这场痛苦分手的叙述出现,文字的质感开始转变。

作为痛苦发生前后的分界则是一张鲜红色电话机的照片,起初,第一次看到这张照片时并未引起我的注意,直至伴随着那三十六遍文字的诉说,这张红色电话机也同样三十六次地出现时,一切都改变了——本来平淡无奇的一张照片被文字激发了隐藏的叙事潜力。以下是我从不同日期中卡尔对电话机部分回溯进行的抽取。

“一个普通的故事,但是我似乎从来不曾那么痛苦。尽管如此,我还是想要把那具电话拍下来”

“我花了一整夜的时间瞪着那具电话,就好像要借着驱魔仪式,把那段对话从电话中驱离似的。”

“陷入呆滞,剩下的一整夜,我都待在这个帝国饭店的二六一号房,眼睛盯着那具红色的电话”

“我像是被催眠了似的,望着那具红色的电话,那段不幸的通知便是透过这个媒介,传达给我。”

“还有电话是鲜红色的。我剩下一整夜都很惊愕,目不转睛地盯着这个不祥之物。”

每一次伴着文字重新审视红色电话机的照片时,仿佛都能够让人看见这戛然而止之前的全部经过,同时,从她这三十六遍自言自语的描述中,我们也几乎可以感觉到作为一个普遍的人类个体在遭受失恋时的情感变化,并且,直击要害。

除此之外,作为载体——书的(设计)形式也在某种程度上完成了对于内容的介入,以(台版)书中关于那三十六遍反复讲述痛苦发生经过的部分为例,文字被放置在了黑卡纸上,配合红色电话机的照片,随着翻阅,文字的字迹逐渐变淡,直至消失,这也正契合了卡尔情感上的变化——记忆抑或说这份痛苦的感受随着时间推移而逐渐消去。一开始像是有千言万语一样可以反复诉说,到后来只剩下时间,地点,人物和事件,直至痛苦发生的99天后变成一页空白。在这里,书成为了作品重要的载体,它提供了一个空间,从而以不同的逻辑方式收纳这些散碎的流离失所者(文字与图像)。

而与那三十六遍诉说和红色电话机的照片相对应的是卡尔收集的其他人对于自身最为痛苦的经验的描述,以及与描述相关联的照片,这一部分的出现,我认为是有助于卡尔对于“痛苦”能够唤起更多普遍性的互动与推进,同时,潜在地呼应红色电话机的图像,而提示着人们对于文字与图像互应关系的关照。

关于卡尔作品中文字与图像的关系,即使她的写作已经优秀到无可挑剔,但始终提醒着我们,这不是一部文学作品而成为一件艺术作品的还是那些不动声色的图像,以及卡尔将这些图像与文字出色组合的结构。

而说到图像与文字双重媒介的使用,也让我想到这样一件事情:很多艺术家的作品是否选对了媒介?这个问题在我看来也是也是谈论一件作品到达怎样程度的关键问题,这里的“对”我想更多的是“相较来说更加合适”的意味,而就卡尔的作品而言,我认为再没有比图像与文字配合更加合适的媒介了,就以《极度疼痛》为例,我们不妨做这样一个设想,倘若卡尔想要把这份痛苦化解并触及更为普遍的群体,而采用了叙事能力同样不弱的录像,没有了那张被激发隐藏叙事潜能的红色电话机照片,旅行日志的材料变成了散碎的没有意指的风景片段,三十六遍诗性的描述变成了冗长枯燥的旁白,一本书的厚度置换成了一部几十分钟的影片……结果可以想象,而再返回现实的作品中来。所以,对于卡尔来说,叙事的重要之处并不在于这个事件被漂亮地表述清楚,重要的是借着叙事行为本身所挖掘出的叙事的质感。

总体来看,苏菲·卡尔作品的生成首先是介入式的,她无法自欺地把自己和自己周遭的情境剥离开来,艺术家处于具体的、个人的、独特的情境之中,即使,这一次她被迫接受这一情境,但是似乎正是基于此才能够展开她的作品。

而在此,我想要继续说明的是:有关卡尔的“介入”不仅仅在于作品生成的时期,这种介入,同样地生效于整个作品的观看过程,因为这样一则平淡无奇的故事本身,被无限演绎无外乎最终是要作用于他者的身上——致使你在情感上产生疼痛的地方在哪里?他们的疼痛是否带入了你的疼痛?

萨特(Jean Paul Sartre)在《什么是文学》(1947)中倡导作者与读者的一种交流关系,作者要求读者唤起他自己的自由,“因此自由的人在面对自由时能感觉到他们的自由”同样的,在卡尔的作品中需要这种介入行为来唤起观众在感受上的共鸣,并且,作品的指向需要且必须需要在这种共鸣中生效。

只有在介入发生时,真正的对话才会开始,介入发生,在阅读中和真实世界相遇的读者不能再假装对世界中的问题毫不知情。当一个“文本”涉及两个人通过相互阅读对方而建立起自我感知时,意义开始完整了。至此,合上书,那种难以言说的痛苦体验也在相互渗透之中得到了成功的转译。

(图片版权归艺术家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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