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岳凌:寻找自己看待现实世界的听点 | 访谈

来自台湾的李岳凌自2001年起投身声音艺术创作,2011年开始自学摄影。他将摄影视为趋近自我原始感知的练习,去意识到原有的惯性观看方法,并试图超越。他的摄影与声音作品,曾在欧洲、北美、亚洲展演。首本摄影集《Raw Soul》 ,于2017年由日本出版社“赤々舎(AKAAKA)”出版。借着新书出版的契机我们与李岳凌进行了一次访谈,来看看这位由声音转向摄影创作的艺术家在近年来的思考,以及作为有着双重背景的创作者对视觉和听觉两种语言的看法。(采访/王欢)

 

王欢:李岳凌你好,可否先来介绍一下自己在摄影之前的经历?曾经从事声音艺术创作的你又是如何开始转向摄影创作的呢?

李岳凌:大学时期我念的是理工科系,当时越做越觉得技术这一回事,总朝向更新、更快,一代胜过一代,一种线性的进步观。而自己做出来的东西,过不多久也将被淘汰。似乎台湾有或没有我这样一个工程师,都没有什么差别,因此陷入严重的自我怀疑。

还好在2000年前后,我在网上接触到声音艺术家姚大钧的前卫音乐网,那是每周一次的线上音乐节目,内容包罗万象,广度与深度都令人吃惊,从电子原音音乐到地下实验音乐、前卫佛教音乐、现代爵士乐,北印度传统音乐、俄国摇滚等等…为我当时的苦闷开启了一扇窗口。那时用着20kB/s的网速,盼着节目下载的急切心情,到现在都还记忆犹新。

他影响我最大的是一种直面艺术作品的态度。大钧曾说过这样一段话:

       “长久以来,我们(当然包括我自己)不能完全信任自己的耳朵。不知如何去欣赏一件作品,不知何时放开去爱;更有甚者,不知何时去恨。非要确认这段音乐是谁作的,我们才能宣称我们爱她;或者,才能唾弃之,安心地说,烂货。

        换言之,我们仍在以人种,乐种,乐人形象,他人文字,作为我们初步直观印象判断之后的最终盖棺论定之标准。

       再换言之,我们没有面对音乐。更换言之,我们没有面对自我。”  

用这样的态度专注聆听,让我逐渐建立起自己的审美取向。在大量聆听后,极少数能够打中我,引发生理、心理感受和心智活动,也禁得起反复品味的,才称得上是好作品。

听多了,自然也会想去做做看。当时我所做的可算是具象音乐人文音景录音。这里所谓的“具象”,是相对于过去人类音乐史中,使用音符作为构成基本元素的“抽象”音乐。我采录各种声音,包括自然的、人为的、物的,用自己所写的软件来调变这些声音,再加以组合作曲。而人文音景录音,则是直接录下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声音事件。例如这段我在淡水河边录得,全无后制的音景作品:

也是因为明白好作品应该要有多深、有多感人,而自己作品还远不及过去大师的程度。抱着这种不健康的比较心态下做了几年,对自己要求太高,始终感觉挫折,长期处于忧郁的状态。终于在2009年左右承受不住,把创作放下。为了安定身心,我开始练瑜珈。以呼吸为起点,向自己的内里关注,观察身体与心理状态的紧密联系,学习怎样和自己相处,情况也才慢慢好转。

到了2011年,抱着好玩的心情,开始拿起相机拍照自娱。除了因为摄影最好入门外,也因为它与音景录音有些类似,都是在寻找自己看待现实世界的听点/观点。

 

王欢:在这两种媒介间我们或许可以找到许多关于差异的叙述,而在它们之间是否存在着哪些在你看来是共通的东西?或者是否有相互影响的地方。

李岳凌:相较于摄影,音乐或声音更直接作用在人的情绪上,而非概念或知识上的思辩,这样的偏好一直影响着我。在长期的拍摄过程中,我也渐渐发觉聆听与观看之间的若合符节。即是,视觉和听觉的认知过程是相同的。

来自客体的无论是视觉或听觉情报,在人接收主体方面,同样都经过感知→辨识→符号→概念的认知过程。从来自感官神经底层的刺激,到脑中自动辨识出是什么东西,再到解读人为符号以及对于概念的思考。只不过因为人脑的本能运作,快到让我们忽略了前面的过程,下意识毫不费力地直接辨识出“那是什么”。

而这样的感知层次,也恰恰对应到具象音乐理论中所说的三个聆听层次:本能聆听(忽然身边狗吠,辨识,本能想逃)、符号聆听(语言,解读语意)、还原聆听(经过调变的具象声音,悬置辨识,去感知声音的原始质地)。

比方说,像 AlexWebb 的观看是更接近本能聆听,是在辨识形体的集合,而 Gueorgui Pinkhassov 的观看则更类似于还原聆听,他把眼前所见事物陌生化,化为细碎色块与形状,直接作用在感官上。然而他的照片并非完全抽象,依旧与现实世界联系着。要把照片故意拍得完全抽象反倒容易操作,但要像他那样若即若离的优雅极为困难。

当然,这样的分析框架也不代表价值判断,人也不是照本宣科地,依照着理论去听、去看,而是在各层次上反复游走着。无论是声音或摄影,会吸引我的作品,是能在各种层次上持续作用的,那反而可能是超过作者控制,由外在世界给与的奇妙。

 

王欢:去年年底(2017年12月),赤々舎出版了你的首部摄影集《Raw Soul》,可否先来介绍一下这本书的内容?它所收录内容的筛选和编排是如何决定的,以及是怎样的契机与赤々舎开始这次出版的?

李岳凌:从2013年起,就一直有要做书的念头,也不断在编辑照片与制作样书。2015年,我带着第四版样书参加 Young Art Taipei 的 Portfolio Review,很幸运地赢得首奖,也是在当时认识了姬野希美总编辑。隔年,她邀请我带着持续拍摄的作品去东京,才决定要一起做书。直到2017年夏天才正式进入编辑阶段。当然期间也延续着拍摄工作。

要我自己解释作品的内容,一直是件很不容易的事。一方面,我出门拍照时,并没有具体设定要拍什么,而是带着未知与发现的心情出门拍照的。我不像森山那样主动性的想要去猎取什么,而是被动的接收与聆听。另一方面,比起作者自己对作品的诠释,我认为观者自己的感受更为重要。

小说家温又柔在看过我的书后,写了一段文字很让我产生共鸣。她说:

        “记忆与梦相似。言语时常加工。记忆一旦以言语叙述,就成为故事的一部分。梦若是以言语回想,无法涵盖的部分,立刻沾满了现实。”

也许我想要追求的,就是这种取于现实但超过现实,难以被说出口的后劲。

在编辑的过程中,是由姬野总编辑与设计师松本久木和我三人共同讨论。在照片的选择上,较为猎奇的、纪实性的、或是意义浅显的照片都被删掉了。留下的是最属于我个人的观看,带有情绪强度,联想力,难解而意味深长的照片。

我原先考虑的编排结构接近于传统曲式,从慢版渐强,进入高潮,再渐弱收尾。但他们认为这样编排方式过于简单,所以花了两个月密集编辑,不断推翻再重头来过。松本希望相邻照片的组合关系,要有更多种解读方式。姬野则希望是更为紧凑,整体连贯,要让每张照片都活起来。最终我们决定舍去前奏而直接入主旋律,希望如现代爵士乐般,虽有一定的走向,但超过读者的预期。

 

王欢: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这本摄影集中的许多照片都是在夜晚或幽暗的环境中创造的,对你而言“幽暗”意味着什么?为何青睐于这样的环境创作。

李岳凌:以往听音、创作或演出时,都是在黑暗环境中进行,在没有视觉打扰的环境下,聆听可以非常专注,到达很深很纯粹的所在。而在拍照时,我也被黑暗中的颜色所吸引,天光落了之后的蓝,台湾庙宇夜间的红,城市霓虹灯等人造光源在不正确白平衡下的青,整个 palette 都直接召唤着情绪。

处于这样的幽暗中,我也比较能够进入一种专注,不带着“想看什么,想找什么”的意识观看,而像是在听当自己与外在世界相遇时,由内发出的声音。

在这种幽暗中,特别能捕捉到台湾某种精神性的存在,那与台湾的宗教意识紧密连结,就算没有宗教符号,也会让人有感:看似空无一物却感觉有物,无生命静物却感觉像活着,虽然是生但也是死…

 

王欢:在后记中你提到“对自己成长的台湾感到陌生”是左右创作这部作品的感受,而你选择对抗陌生的方式是来试图抓取住这种陌生,或者营造出另一种陌生?

李岳凌:在台北长大的我,以前的确不熟悉都市之外的台湾。但与其说是与“对抗陌生”,不如说是“拥抱陌生”。

所以,或许可将这问题改写为“你的照片是 take 还是 make?”

若是描述外在摄影行为及摄影对象,书里除了一张环境肖像外,没有其他摆拍的成分,都是 candid photograph,是 take 。但若是要描述我拍照的心理历程,则是在 take 中带有 make,是一种锻炼“去熟悉化”的眼光。就跟练瑜珈一样,每次站上垫子都是新的开始、新的体验,去回到初次见到事物的感受,避免感知过程被自动惯性简化为物体和符号。在这种状态下,才有可能捕捉到超过自我意图的东西。而在编辑阶段则更接近于 make,把我所听到的,台湾想告诉我的,加以重新编曲组织。

 

王欢:你提到过的“台湾性”大致所指的是什么呢?它和你在幽暗环境中所观察、捕捉到的东西存在哪些潜在的关联?

李岳凌:“台湾性”并不是固定不变的既定存在,而是仍待发现、也持续发明中的。这种受压抑下的生命力,是否和我自己的生命历程相似?不断寻找出路,追问着:我是谁?我们是谁?该往何去?

 

王欢:摄影集封面上那张照片似乎构成了整部作品想要表述的隐喻?是否可以来谈一下这张照片。

李岳凌:有人说它像是张横摆着的海岸长曝光照片,那抹亮橘是太阳的轨迹;也有人说那张照片很有宇宙感。但它仅仅只是根立在铝板前的树干,在台风过后。铝板上沾著断枝的木屑,反射著后头的街灯。取它当封面,也是因为那是张介于抽象与具象间、会让人想发问的照片,同时也像是现实世界与精神世界间的过渡地带。

 

王欢:整本摄影书的结构看起来更像是一种趋于散文式的,甚至于单张照片即能成为一套独立的系统,在你看来,照片与照片间的联系是如何建立起来的呢?

李岳凌:在局部,照片与照片之间,是借由形状、颜色、意义联想、亦或是翻页动作下,读者视点停留处等关系联结在一起,求其相似又不似。整体的方向,则是从具象渐渐走到抽象,再回归于具象,求其情绪的转折。书中某些 motiv 反复出现,眼神的对视,台湾宫庙用的红色布条,都是串起本书脉络的重要元素。

我一直觉得照片比我聪明。照片与现实事物、及观者想像间的距离,使得照片成为暧昧的存在。若是独立看单张照片,可能只是寻常的街拍,但在前后张的脉络下,便有可能提炼出照片中其他面向的意味,让整体关系更紧密有机。

 

王欢:当前整个创作环境下的许多作品日趋复杂化,摄影开始吸纳更多素材或材料来加以综合呈现,而你的摄影似乎更多地来自于一种直觉式的决定。对此,你是如何看待摄影创作中的策略复杂化这件事呢?

李岳凌:关于直觉,我认为那比较接近于乐手的即兴,是反复练习后,身体先行于思考的行为。重点不在于“看到”什么,而是“看出”什么。在还不清楚自己被什么吸引的一刻,按下快门。之后再反复自问那时按下快门的冲动是什么?如何不固着在原有的观看方式上,在一张照片成立的机会与机会之间,是否还有其他的可能?

对于艺术,策略是否复杂一直不是问题,该问的问题是:它是否有效?若能有效,怎样的策略都可以且必须。当然,在做以前是不会知道有没有效的。换句话说,得要将完成度推到一定的高度,让人不会感觉到这些手法仅是他人已成立手法的换句话说,或只是援引理论合法化自己的手段。那些在长期实践中自然生成的理论,反而更能使作品自恰自证。

我以为艺术中有“搞”的成分,也有“练”的成分,当“搞”到没有人能够模仿的程度,也就成了一种“练”。如何不停留在容易被模仿的套路,是否原创,是对艺术家高下的判准。

 

王欢:今年是否有哪些新的计划可以透露的呢?

李岳凌:希望能够持续在路上,专注的放松。

 

王欢:非常感谢!

(图片版权归艺术家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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